张一兵 ​人的自主活动力量颠倒地表现为事物的力量——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探

原标题:张一兵 ​人的自主活动力量颠倒地表现为事物的力量——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探

自主活动是从物质生产活动中界划出来的特指人改造外部自然存在与社会现实中那种属于他自己的有意向的主动构序行为,这种对象化活动本身是人的自我肯定和生命负熵的实现。这种自主活动不是一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先验的应该具有的劳动类本质(或主体状态),而是社会历史中人改变外部对象的非物相化的现实实践活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力量不再是自主活动,而成为分裂的个人之外的私有制的经济物相化的自发性力量。这种力量的唯一目的就是追逐物质利益。它不再是真实的、现实的个人共同活动建构起来的场境存在力量,而成为现代私有制条件下自发性的经济物相化力量。

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博士生导师

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①。此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中的一本重要论著,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做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完整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正文排列在偶数页,将草案、异稿、边注排列在与正文相对应的奇数页中,将被竖线以及横线删除的部分全部用小号字体复原,将马克思的修改、插入部分用粗体(bold体),将恩格斯的修改、插入部分用斜体(italic体)表示②;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昌人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中译本出版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在此,本文仅就这一稿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主活动的讨论,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郑文吉认为,“广松版采用两面排版这一特色鲜明的编纂体系,似与1972年出版的MEGA2试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二栏排版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试行版,柏林:狄茨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19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 Band, Kapitel I. Feuerbach, MEGA2 Probe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S.33~119)但MEGA2试行版的二栏排版使文本显得十分狭促,异稿明细的对照式增删法十分复杂,接触过这一版本的读者会觉得广松版的两面排版十分醒目”。参见[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郑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注2。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创造的经济生活中,人不是作为现实的个人进行直接交往,而是在金钱的中介下生成某种“偶然的”关系。同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fremden Macht)〈隶属〉〈于越来越形成大众规模的威力〉的支配”①。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突现出来的经济场境物役性。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曾经讨论过“物役性”这一概念,经济物役性也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人自己的创造物反过来对人类主体的趋使和奴役的现象②。当然,这里物役性中的“物”,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物”一样,并非直观的物性对象,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关系和场境存在中发生的客观力量,只是这种无形的力量采取了经济物相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已经开始无意识地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因为经济关系的特定物役性现象和物相化,并非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而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殊的现象,但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特定的场境转换。并且,历史认识论的原有时间性参照,也无法透视经济拜物教的特殊认知遮蔽,这一切,都将由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的批判认识论来完成。

我注意到,在主手稿的第60—67页上,马克思、恩格斯突然启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自主活动(Selbstbethätigung)③。我觉得,这简直就是《1844年手稿》中人本学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解构后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批判话语替代品。或者说,这是人本学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逻辑祛序没影点的最重要的可见遗迹。我第一次关注这个特定的Selbstbethätigung概念,是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④。马克思、恩格斯说:“对于交往形式的生产力的关系,就是对于个人的〈自主活动〉行动或活动(Thätigkeit od. Bethätigung)⑤的关系。(这种〈自主活动〉活动⑥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Die Grundform dieser Bethäti⁃gung ist natürlich die materielle,其他的精神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活动都依属于它。”⑦从原始手稿的修订情况看,他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删除了最初使用的两处“自主活动”概念。我觉得,这一概念应该是来自马克思的独特思想赋型,会是他对费尔巴哈和舒尔茨不同观念的重塑。甚至,是马克思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找到取代1844年劳动异化构式批判话语替代方案的努力。

首先,自主活动的爱多斯(eidos)物相化本质。从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话语构序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特定逻辑赋型来看,这个Selbstbethätigung(自主活动)显然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它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力所表征的客观力量,而将客观生产力的本质定位为人的有目的的自主活动。这种作为生产力本质的自主活动,是从物质生产活动中界划出来的特指人有目的(telos)改造外部自然存在与社会现实中那种属于他自己的有意向(eidos)的主动塑形和构序行为,这正是我所指认的给予改造对象内外相存在方式的第一层级物相化活动,这种对象化的“物质活动”本身也会是人的自我肯定(主体物相化)和社会历史负熵(社会物相化)的实现,也就是上述那个社会物质生产力构序中的主体性“实际的力量”。从生产力中挖掘出自主活动,从客观物像中看到有目的的物相化,显然是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之前,在《1844年手稿》中,他依循恩格斯提点的“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从客观私有财产背后发现了主体性的劳动本质,之后,他又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从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区分出主体性的劳动过程,以确立劳动价值理论塑形的基础。当然,历史地看,这种实现人的主体多斯之相的自主性的物相化活动,并非农耕生产劳作的本质,因为种植业和畜牧业劳作的作用机制只是自然物质进程和生命负熵的辅助性改变,人的爱多斯并不构成物质生产的主体性本体,只是在农业生产之外的工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艺创制(poiesis)中,物相化的自主活动才得以发生,并构成之后手工业生产的历史基础。这样看来,自主性的物相化活动只是工业生产的本质,因为在不同于基于自然构序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以人改变外部自然物相存在外部形式和内部有序性的效用多斯为前提的,也由此,人的目的才通过彻底改变自然物质存在的塑形(外相)和构序(内相)真正实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一个物相化关系场境赋型的用在性周围生活世界才得以创制出来。在机器化大生产阶段,自主活动通过抽离劳作物相化的直接及物性塑形和构序技能,客观抽象为技术和科学的非及物纯粹构序创制,再反向对象化和就于物质生产之中,最终完成科技物相化自主活动。实际上,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物相化概念的重要逻辑构序支撑点之一。

其次,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出场的自主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物质生产中客观发生的自主性构序,取代了作为非历史的价值悬设的本真性(类本质)的劳动。与1844年的劳动异化构式更多地着眼于资产阶级雇佣制度中的特定奴役关系不同,自主活动概念作为生产力中个人的创造性构序活动出现时,显然是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普适性范畴出场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说,对于这种自主性的创造性构序活动之上的社会历史负熵,人的全部“精神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活动都依属于它”。我觉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客体向度中对生产力构序本质的更深一层思考,当然,这也会是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原则,因为这个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感性塑形和构序甚至全部精神负熵所“依属”的现实基础。遗憾的是,这个重要的Selbstbethätigung概念,之后并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话语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讨论。马克思后来只是在经济学语境中使用过一次⑧。但我觉得,这一重要的理论构序意向,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商品使用价值的工艺学和技术非及物构序中得到了深化。这也是我在本文下面的讨论中持续追踪的方面。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相对于个人来说,这种有意图的自主活动的创造性构序行为总是有着先在的前提条件,这些一定的个人,即生存于一定的〈条件〉关系中的个人,能够生产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其有关的东西。因此,那是他们的自主活动(Selbstbethätigung)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东西⑨。因此,个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时候,其条件在矛盾尚未产生的时候,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他们的片面存在是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在那样的时候,这些条件作为偶然的桎梏(zufällige Fessel)而出现,而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das Bewußtsein, daß sie eine Fessel sei)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⑩。

从这一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前述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的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又精准地聚焦于生产力中主动构序的自主活动,这里出场的Selbstbethätigung(自主活动),正是上述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生产力概念的核心位置。由此我们可以体会这个特殊的自主活动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原初塑形意向。显然,这种自主活动不是一种《1844年手稿》中那个先验的应该具有的劳动类本质(或主体状态),而是社会历史中人改变外部对象的现实物相化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力只是这种物相化活动的历史性功能水平。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讨论,就可以看作1844年人本学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逻辑起点最直接的逻辑祛序没影点和直接替代。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曾经使用过Selbstbethätigung一词,在第三笔记本中的“货币”残篇他写道:“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das ontologische Wesen der menschlichen Leidenschaft)本质才既在其总体(Totalität)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主活动(praktischen Selbstbethätigung)的产物。” ⑪这显然是一种人本学话语与客观现实逻各斯的交织物,“发达的工业”是有一定时间质性的工业生产的表征,而“人的激情的本体论”则是人学构式的赋型,那里的Selbstbethätigung会是强调人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的自主性。而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自主活动的讨论,则已经彻底摆脱了人本学的非历史逻辑设定,自主活动只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中的主动构序。二是人的自主性创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性条件下得以发生的,这个条件当然就是人对自然、人对人的社会历史关系场境赋型。历史性的关系场境赋型与更大尺度的社会关系构式,本身就是物相化创制过程的重要构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关系性场境存在既是自主活动的物相化产物,也同时生成着物相化创制怎样活动的筑模方式。当人的自主活动构序新的负熵质性时,旧的活动关系则会成为自主活动发生和发展的“桎梏”,同时,作为滞后的我对我环境关系的意识,也必然将旧的关系性意识形态幻象强加给现实。这是对自主活动的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场境限定。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异质于《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的,有历史时间质性的自主活动及其场境关系显然不同于无时间性的抽象劳动类本质。由此,这些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⑫它的桎梏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交往形式的有关联(Zusammenhang)的一个序列(Stelle)。取代成为桎梏的以往交往形式,立足于更发达的⑬生产力〈相适应〉(M2),因而也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特性(Art der Selbstbethätigung)相适应的新的交往方式,它又会成为桎梏,因而又被别的交往形式所替代——交往形式就是这样成立的。⑭

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Selbstbethätigung(自主活动)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同时出场了。但这更能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聚焦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原先的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更深地探讨了生产力质性和功能的决定性因素——自主性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他们使用了Art这样一个特殊的非物像透视中的场境存在词。正是这种作为生产力核心的自主性物相化构序的负熵质性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质性,并推动这种怎样活动(Art)的生产方式筑模的历史性改变。在这里,原先在《1844年手稿》中那个本真性类本质劳动-异化劳动-扬弃异化的逻各斯构式,被物质生产物相化的有目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自主活动的历史运动与自身存在的关系性场境条件的动态矛盾所替代,历史性生成的自主活动条件转换为阻碍性的“桎梏”,现实地说明了“交往形式”本身的历史性。

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42页。

②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三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章。

④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一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章第3节(四)。

⑥各版中都没有对此处的记载。不过,从M2版可以推测,是马克思将“自主活动”修改为“活动”。另外,M2版指出马克思在此处的右侧画有竖线。

⑦[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30页。

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写道:“因此,不是存在于使用价值的抽象中的,而是存在于使用价值的消费中(不是存在于同使用价值的始终紧张的对立中)的使用价值的实际否定,即同时也是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而实现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现实否定,必定成为交换价值的自我肯定、自我证实(Selbstbethätigung)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Karl Marx,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2,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0. S. 89.

⑨此处有马克思的边注。梁版认为是“交往本身的生产”,阿版、新德文版、M2版认为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⑩[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30页。

⑭[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32页。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性地分析了“自主活动”在欧洲社会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变化。他们发现,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①形式②。

我觉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主活动讨论中最有趣的段落。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上述他们讨论的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物质生产力质性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的物相化自主活动,在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中,竟然从有特定含义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分离出来,对生产力有重要支配性作用的物相化“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基于历史时间质性的一个重要发现,因为,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和对象性的物相化过程直接分裂成不同人的命运,奴隶主和地主是拥有创造性自主活动和主体物相化的主人,而奴隶和农民则实质上成为主人们自主活动对象化的物质生产物相化过程中的“会说话的工具”。这是一个我们过去不太关注的十分饶人的历史辩证法批判构境。因为,它的支援背景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那个著名的主奴辩证法。在黑格尔此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中,主人作为“自为存在”的独立的意识与为了主人而存在的统治关系场境的“依赖意识”——奴隶一同出场。黑格尔指认说,只是在这种主人权力的统治关系赋型场境中,“奴隶才成为奴隶”③。这一观念赋型,马克思在后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有过直接的逻辑异轨。主人以物为欲望对象,然而他却在自己与物之间以奴隶为中介,因为奴隶的“劳动陶冶事物”,才使主人得以“享受物”,可是劳动对于没有人身主体自由的奴隶来说,却是以不是自为存在的否定的方式发生的。这里的辩证法在于,“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④。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关于自主活动的历史分析中,只是选取了“主奴辩证法”的前半截,即奴隶主和地主(主人)拥有自主活动(自为存在的独立意识),而奴隶和农民则在这种统治性的奴役关系中成为劳动者(非自为的依赖意识);奴隶主和地主的自主活动(以物性的欲望对象为目的)是由劳动者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劳动物相化来实现的,劳动不是奴隶的欲望爱多斯有目的的实现,而是他人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的实现,所以在奴隶的劳动中则表现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沦落为工具性的手段。这意味着,自主活动本身也分裂为两个部分,一是主人的支配性的欲望爱多斯自主活动关系,二是否定性地出现在劳动者那里的非自主性劳动物相化。海德格尔那个“此在在世之中”的世界会分裂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周围世界(Umwelt)。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逻各斯中,这二者都是理念(eidos)物相化和异化,可是,如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历史场境中,则会直接呈现非历史的劳动异化构式的非法性,因为,如果奴隶的劳动本身不具有自主性,只是奴隶主和地主爱多斯的间接实现功能,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颠倒性和敌我性的异化关系。由此,这一历史性的自主活动历史构境,显然也是在劳动异化构式的语境之外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体知的深层思想构境。如果再从历史认识论的构境看,我们将遇到的新问题会有:塑形感性经验的知性赋型的认知主体将会分裂为主人视角的自主活动认知与奴隶视角的非自主活动认知,可依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这二重视角恰恰会颠倒性地逆转,而身处劳动塑形和构序场境中的奴隶恰恰是直接改变外部对象的实践功能度的把控者。可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主活动这一深刻的史前历史分析却没有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更没有后人基于认识论构境的进一步关注和追问。

其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颠倒为经济物役性力量的自主活动。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讨论自主活动,最终还是为了说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新型奴役关系。马克思后来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曾经将资产阶级社会指认为“间接的奴隶制”(lesclavage indirect)。可以说,这也是我在这里重新解析“自主活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显然,这是离《1844年手稿》中那个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人本学劳动异化批判最近的历史语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制约性、片面性⑤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Privateigenthum & Arbeit)。”⑥这里,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制的本质是在资本家手中的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akkumulirte Arbeit),而劳动是工人“现实的劳动”(wirkliche Arbeit)。这里的讨论域,显然是离《1844年手稿》中那个“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论最近的思考点,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劳动异化构式,而是客观地指证了时间与空间中呈现的两种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表面看起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已经从封建土地上的专制等级关系构式中脱型出来,获得自由的人成为自主活动的支配主体,人的劳动和社会生活似乎也成了摆脱直接压迫、实现自己目的和爱多斯的物相化过程。这是我们周围的世界从人对土地和血亲关系的依附性世界转向人所创制的工业和经济世界的转换。然而,在资产阶级的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大工业生产所创制的物相化劳动塑形和构序之上生成的经济关系场境却呈现为盲目和无相的自由竞争,整个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都陷入返熵的无序自在状态,人创制金钱世界的自主活动力量颠倒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力量。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经济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新型的主奴关系:新的主人(资本家)手中拥有的“积累的劳动”,仍然以统治性的金钱关系占有爱多斯之相的主体物相化“自主活动”的位置,而工人创造资本家所追逐物质财富的现实劳动物相化,则在物质生产过程的奇怪分裂中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这是上述那个自主活动“主奴辩证法”历史分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只是主人与奴隶关系直接转换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这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世之中”。在《1844年手稿》中,这正是劳动异化关系。如果再将上述历史认识论问题带入资产阶级社会进入的大机器生产时代中,则会进一步分裂为处于自主活动状态中的资本家、被机器夷平了知觉的非自主性的工人与非及物的自主性的科学技术构序者,原先工人劳动塑形和构序直接生成的实践功能度,现在变成了物性机器的可设定工序运作,工人劳动中怎样劳作的技艺被技术与科学抽离于生产过程,认知主体性本身被肢解和分裂,这是更加复杂的新的多重认知视角。

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42页。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8页。

⑤依据阿版,将“制约性、片面性”视为后来的增补。M2版将之作为边注处理。

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38页。

具体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颠倒为经济物役性力量的自主活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物相化自主活动的生产力构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颠倒地呈现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事物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说,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关联(Verkehr & Zusammenhang)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wirkliche Kräfte)。因此,一方面是[存在]生产力的总体(Totalität von Produktivkräften),这好像具有一种事物性的场境(sachliche Gestalt),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个人只有在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作为]个人的力量[存在]①。

显然,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场境关系存在论上发生的复杂批判构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货币、土地和厂房这些物性对象的物性世界地方,马克思、恩格斯聚焦的却是决定了社会定在和社会本质的生产活动中的构序力量——物相化的物质生产力,它接近前述Selbstbethätigung(自主活动)的能动构序情境。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定商品-市场社会经济关系场境存在中,这种有目的的爱多斯物相化活动却不再是人的自主性活动,生产力成了“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生产力不再表现为个人的自主性创制力量,而“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关联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人的生产物相化世界变成了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经济物相化的外部世界。这也就是说,生产力这种物相化的人的关系性的自主性场境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却不是通过个人之间“共同活动”的关系场境实现出来,而只是基于分散性的个人私利的盲目商品生产,即通过非自主性的熵增式sachlicheGestalt(事物性的场境——事物与事物的交易关系场境)实现出来,它不再是真实的现实的个人共同活动建构起来的自主性场境存在力量,而成为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交往)中介了的自发性的经济物相化力量。这里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更深层面的批判赋型:这已经涉及非物像批判的第二层级,即经济物相化中的经济关系颠倒问题,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马克思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现象学构境里才开始通过事物化批判破境的。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再一次通过劳动异化构式III对其进行了科学的透视。

第二,自主活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颠倒地表现为非自主性的手段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力量不再是一般物相化的自主活动,而成为畸变为个人之外的私有制的经济物相化的自发性力量。因为,这种力量不再是人的主体多斯实现出来的过程,它的唯一目的(telos)就是资本家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materiellen Lebens(物质生活)。这里的物质生活显然是一个贬义词,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中那个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塑形和构序的物相化与再生产过程,而是追逐个人财富的经济活动。当这种物欲横流的经济物相化活动(用青年马克思原来的话语来表述,就是“下流的唯物主义”)成为目的的时候,人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劳动物相化活动本身则成为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在〈自主活动〉(M2)物质生活(materiellen Lebens)表现为目的(Zweck),这一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die Arbeit,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正如我们所看见的②那样,是自主活动的否定③形式,negative Form der Selbstbethätigung)则表现为手段(Mittel),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

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构境,当然可以直接链接于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II中的需要-交换体系构式,用斯密“经济人”的话语,就是在追逐个人私利中使社会普遍受益。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我在追逐自己的物质目的的时候,他人成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我也会成为他人目的的手段。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讨论,却超出了市民社会话语II的商品交换关系,似乎更接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中指认的劳动以自在存在的否定形式在场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分裂,以财富和利益为核心的物质生活成为目的,而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非自主性的被迫劳动则成为手段。特别是对于工人来说,“个人同生产力并同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Schein der Selbstbethätigung),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④。在《1844年手稿》中,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性指证的劳动本身的异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者虽然不像奴隶制关系中直接属于主人,可自由工人手中的物相化劳动活动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活动的主动性,因为他只有受雇于资本家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由此,自由劳动物相化的自主活动的假象在资产阶级的雇佣关系是彻底脱落了。当然,雇佣劳动的非自主性不是奴隶制关系中的直接强迫,而是饥饿皮鞭下的间接被迫。

第三,资本的“自主活动”与非人的经济物役性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物相化自主活动彻底消失,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是资本爱多斯改变金钱世界无限增殖的“自主活动”。依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fremden, gegenüberstehenden Macht),这种力量〈驾驭〉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⑤说穿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市场经济是人活动的结果,可在市场关系场境中实际出现的情况却是,不是人支配自己劳动物相化(自主活动)构序基础上的经济力量,而是作为客观的异己力量的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的自发性活动支配和统治人。这就是人所创制的经济事物对人的奴役的所谓的经济物役性现象⑥。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商品交换关系,作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我们、不受〈我的〉我们控制、使〈我的〉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的〉我们的打算落空的〈威力〉事物性的力量(sachlichen Gewalt)”⑦。这里,恩格斯补入的sachlichen Gewalt一语是十分重要的,它表征的区别于自然存在物(Ding)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一类关系性的经济事物(Sache)塑形起来的金钱世界。由此,人的“在世之中”成了在金钱之中。当然,这种事物性的力量不是对象性的物对人的统治,而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的关系赋型伪境对人的统治,实际上,这也就是经济物相化中资本的力量。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劳动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在场的时候,人所创造出来事物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就成为漫画式的支配性“自主活动”力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统治性的抽象力量。能看到,恩格斯在此段文字的修改中,将原文中的“我”统统更正为“我们”,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力量不仅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也是对所有人的支配和统治。在后面第三章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在现代,事物的关系(sachlichenVerhältnisse)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universellsteForm)”⑧。这表明,人所创造出来的事物的关系反过来对人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程度。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都没有使用异化关系这样的哲学表达。而事实上,这正是原先《1844年手稿》中劳动异化关系最深的批判性构境。这同样是原来那个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的没影点,没有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里的批判性话语只能在人与经济事物力量的关系上进行颠倒性的错位思考。其实,物役性批判话语还是浮在现象层面的客观判定,显然,实证性的历史认识论并不能深刻地透视这一经济物役现象的本质,恐怕这也是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启用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和批判认识论的原因。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经济学论著中,马克思将这种关系颠倒更加精准地表述为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现象⑨。并且,通过批判认识论中第二层次非物像透视,彻底解蔽这种经济拜物教迷雾。

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40-142页。

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4页。

⑥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一书中,提出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物役性观点。在那里,我区分了自然物役性和经济物役性。自然物役性是指人类社会早期自然经济中出现的人为外部自然力量统治的物役性现象,而经济物役性则是特指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历史性出现的人自己创制出来的经济力量所支配和统治的物役性现象。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3章。

⑨张一兵:《再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第10-20页。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认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自主活动畸变中出现的两个特殊现象:一方面,资产阶级统治中的意识形态幻象。这当然也是前述关系意识论和意识异化批判在社会宏观层面的体现,不过在这里,主要是指当资产阶级社会中自主活动的关系场境条件(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强加于现实时,也就生成了“桎梏的意识”——意识形态幻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历史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的〉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①这是对意识形态本质的基本定位。历史地看,意识形态是只在阶级社会中才会生成的特定社会意识构式,因为在原始部族生活中,并没有体现阶级意志的政治、经济和法权系统。这是没有看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此时还意识不到的逻辑边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任何时候,观念意识形态都是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体现,统治者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决定着某一个时代的整个面貌”,因为,他们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这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在支配这一时代物质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同时,也控制着全部观念生产和意识形态布展。如果说,意识的本质是“我对我环境的关系”,那么意识形态的本质则是阶级社会中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构式的粉饰性观念系统伪境。比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核心观念是“荣誉”“忠诚”,这是对现实中封建宗法专制关系构式的伪饰;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核心概念则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这是对金钱关系之下经济剥削关系构式的遮蔽。更精细地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政治话语背后,支配人们全部意识和话语实践的社会先验构式是市场经济物相化本身的颠倒关系场境,它以金钱万能的幻象塑形和构序了所有感性经验和知性观念的本质,经济物相化的世界之上生成经济拜物教的精神世界,这是不可见的市场意识形态。在《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将其指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意识异化现象。而后,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将揭示物化错认中的经济拜物教意识形态。并且,所有统治阶级总是用自己的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来粉饰现实的社会关系,并将其“描述成永恒真理”,用以异质于“以前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这当然会生成人们面对社会场境存在中的认识论障碍。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无形中触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构序点,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上层建筑中多重思想观念中支配性的先天综合构架,它必定是社会定在中多重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一个复杂社会定在中的多重生产关系构式并存的观点,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先验构架,像普照的光照亮全部社会生活,这将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在认识论视角中,这也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有可能同时出现不同先天综合构架的主导与残存较量关系和显隐场境作用。这恐怕也是康德认识论中的逻辑凹点。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特别是创造了“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相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就是丧失了自主活动的无产者(Proletarier)。更重要的是,大工业不仅生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也使劳动塑形和构序的自主性物相化活动本身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在后面的第三章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描述劳动与工人的关系:“他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他从单纯的生产力的地位中,即从他唯一赖以糊口的地位中,被其他更强大的生产力排挤掉了。”③当然不是生产力压迫工人,而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力量对整个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这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扬弃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bisherige Existenzbedingung),这个同时也是整个以往存在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扬弃劳动(die Arbeit, aufheben)。”④不过,这次“扬弃劳动”,从资本主义走向,绝不再是《1844年手稿》中那种通过扬弃劳动异化和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而是真实的历史(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历史性生存中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所以,“个人力量(诸关系,Verhältnisse)⑤由于分工而转化⑥为事物的力量(sachlichen Mächte)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事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 aufheben)的办法来消灭”⑦。这里的sachlichen Mächte(事物的力量),与前述sachlichen Verhältnisse(事物的关系)一语,都意在表征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颠倒的经济关系场境。如果再回到前述那个自主活动的构境中来,那么,“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体(Totalität von Produktivkräften)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体性(Totalität von Fähigkeiten)的发挥”⑧。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那个商品-市场经济中自发性的“事物的力量”(资本)的人格化伪主体,而只有彻底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阶级,才会在打碎旧世界的过程中获得解放,在重新占有生产力总体(真正的自主活动)的物相化进程中真正发挥人的全部才能。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各个人向总体的个人(totalen Individuen)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Naturwüchsigkeit)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Verwandlung der Arbeit in Selbstbethätigung),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作为个人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vereinigten Individuen)对总体生产力(totalen Produktivkräfte)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⑨。

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在这里,自主活动再一次与物质生活一致起来,经济事物化所生成的自发性力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劳动重新成为人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物相化塑形和创造性构序的自主活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不再颠倒为事物的关系和外部力量,而是作为个人之间的真实交往,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由联合体,自主活动再一次表现为人的生产力的总体性。这样,奴役性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就走到了尽头。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

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Grundlage aller bisherigen Produktions- & Ver-kehrsverhältnisse),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作为……〉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过去的〈各个人〉人的创造,剥开这些自发性(Naturw ü chsigkeit)的假面具,使它们受到联合起来的个人(Individuen unterwirft)的支配。⑩

与《1844年手稿》中通过扬弃异化复归类本质的逻辑推论获得的哲学不同,现在已经不再是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观念性理想,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中发生的全新人类解放,它是消除了一切历史自发性进程的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世界。

我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的Selbstbethätigung(自主活动)概念,实际上是他们自觉地寻找替代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祛序后的科学批判话语构境中的逻辑支撑点。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程来看,这个Selbstbethätigung显然只是一个实验性的过渡思想范式,马克思试图通过寻求客观物质生产力中人的物相化自主构序因素,来找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驱动力,可它又较多地陷入传统思辨逻各斯构式的复杂构境中。它包含了对个人主体构序活动本质深刻的历史思考,却又承担了过多的批判性张力。在马克思后来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特别是当他直接面对资产阶级机器化工业生产过程和复杂的商品-市场经济负熵构式系统之后,这种半历史、半思辨的理论塑形工具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我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关于Selbstbethätigung概念的讨论中,内嵌着一些可以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构境深入探讨和引申的观点,这是我们可以加以努力的方向。

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66页。

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页。

⑦[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20页。中译文有改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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